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有人说，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但仔细想想，这些人和我们一样会幸福、会痛苦、会对世界有复杂的感受——100万个死亡，一定是100万个悲剧。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研究自己在全球财富分布中的位置——当我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看不见的边界，看得见的可能
主题演讲特别场
2025.12.05 北京
大家好，我叫李治霖，是一家叫做益盒CharityBox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注于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公益行动变得理性和有效。
在开始分享之 前，我想先说一个最近让所有人都感到揪心的事情，香港大埔的火灾。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看到大火吞噬楼体的时候，都会揪心和难过，会为里面的人感到绝望，为他们的亲友感到哀伤。
我们甚至会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也是被困在楼里的人， 身陷绝境。正因如此，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应该伸出援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公益人。
公益只是少数人的责任吗？
也许每次我们想到公益的时候，脑海里首先出现的都是这样的救灾画面：火灾、水灾、地震。因为这样的灾难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今天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人在经历灾难。而有些灾难它不是那么可见的，比如：
全世界仍有超过20亿人的家里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有7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到15元人民币，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超过6亿人仍在与严重的饥荒搏斗，每日食不果腹。
更可怕的是，每年大约有590万1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主要的死因并不是不治之症，而是诸如窒息、肺炎、腹泻、疟疾等人类早就可以轻易避免的健康问题。这些孩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出生在了一个比较贫乏困苦的环境里，喝了一口脏水，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子叮了一下，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离别。
590万个孩子是什么概念？他们大约能住满一万座密集的30层高楼。每年他们就和大火里的人一样，被收入不平等、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牢牢困在原地。
人脑在消化这些庞大数字的时候是非常不敏感的，心理学家称之为「规模迟钝」。 有一句话叫，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
但仔细想一想，这些人跟我们一样会幸福、会痛苦、会难过、也会感慨。100万个死亡是100万个悲剧，是100万个家庭的悲剧。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的个体每日在经历的病痛、困苦、贫穷是无形的。所以我们说，救灾是运动式的公益，而公益是常态化的救灾——这个世界上需要一些专业的 公益组织、 捐赠人，在世界各地去帮助那些不容易被听到的哭声。
当然，你可能会想，公益慈善不应该是最富裕的1%的人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还要做公益、捐钱，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我和你有一样的困惑，所以我去研究了自己在全球分配系统中的位置——结果令我大吃一惊。
世界银行调整了汇率与各地购买力的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的税后月收入达到了1.5万元人民币，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的人了。
这些数据让我很触动， 我天天说做公益是前1%的责任，但有没有可能我也是那前1%、前3%、前5%呢？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但那只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一个发展很不错的国家和时代，不用经历战乱和痛苦。甚至我作为一个男性，也享受了许多不应得的性别红利。
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比我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这个社会，也有义务，去用我获得的运气去回馈那些被运气伤害的人，修正这个不断制造不幸的系统。
我们真的会做公益吗？
假设现在我们达成了共识，要做公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真的会做公益吗？我们知道怎么帮助别人吗？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去做了一次支教，但并不知道对孩子的人生到底带来了多少改变；去敬老院带老人们做了几次活动，但也不清楚有没有真的让他们过得更好；在这次火灾中，我们捐赠的钱会如何支持当地的救援和重建，最终又起到了多大帮助呢？
其实要将行动变为积极的影响，挺难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南非的特雷弗·菲尔德是一位退休的销售经理。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一次农业展会上看到一款新型的水泵，通过水平旋转就可以抽取地下水，他马上想到了非洲的缺水问题。
特雷弗·菲尔德（Trevor Field）
在非洲，村民们需要每天徒步一两个小时，去很远的水井打水，而且水量很不确定。如果把新型的水泵设计成一个旋转木马式的玩具，非洲的农村小孩岂不是可以在玩耍中从地下取水，既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又帮村子解决了用水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创新、特别有意思。
于是，菲尔德买下了这款水泵的专利，设计了一款公益产品，取名为 PlayPump 「玩耍泵」。
这个项目一经推出，风靡一时，相继引来包括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超过16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说唱歌手Jay Z专门办了一场全球巡回演唱会为它筹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6年的《时代周刊》上对它大加赞赏。
到了2009年，非洲大陆上已经安置了超过1800个玩耍泵。
整个故事到这里都很美妙，就是有一个问题：这是个没用的项目。
这个玩耍泵看起来好玩，但是因为旋转木马的阻力很大，孩子们玩起来很吃力，所以并不爱玩，最后全是村里的妇女在上面不停地转 。
而且它打水的效率很低。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每人每天需要使用15升水，这需要妇女们连续抽水27个小时才能获得；一个玩泵的安装成本是1.4万美元，是普通水泵的4倍；更夸张的是，安装它有时需要拆掉其它水泵，这让玩耍泵成为一些村里唯一的水源。而它一旦发生故障，维修需要3个月的时间，这让全村的水源都没了着落。
联合国儿基会的评估显示，玩耍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村里的用水安全问题。
那这么离谱的项目它怎么能大行其道，还做了不只十年之久呢？
菲尔德说：这是个好问题。但当你看到人们因为口渴而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就不再认为研究和评估是首要任务了。
这反映了公益捐赠的残酷事实，一方面，我们热爱公益。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追问效果。一涉及到公益，我们就会说「论心不论迹」，做了就是好的。
但这里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公益是利他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那不就又成了一个利己的事情了吗？正因为太多人在做作秀式的公益，才导致了大量捐款被浪费。
英国一家研究机构对2000年到2010年间200多个接受过评估的项目进行了一个汇总研究，发现有75%的项目都表现出了弱效果、无显著效果乃至负面效果。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只有10%的项目评估后显示有效。更不用提还有非常多的项目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效果评估。
所以做好事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有善心，更需要我们用理性。
超越直觉，尊重科学
那如何有效地做公益呢？我想结合益盒的研究工作，给大家一个原则：超越直觉，尊重科学。
给大家出一个小题目。这个机构叫GiveDirectly，直译就是「直接给钱」。这个项目也是这么做的，在非洲比较贫困和落后的国家，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现金，无条件给他们打两个月或者半年的收入。你觉得这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
GiveDirectly
我们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直接给钱肯定不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直觉。
但科学给出的答案是，可以。
无条件现金转移 （Unconditional C ash Transfer）是已知有效性最显著的扶贫干预措施之一。在MIT、世界银行所总结的超过300篇 严谨的评估当中，现金发放表现稳定，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提升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促进储蓄和再就业、以及赋能女性。
当然它并不是大水漫灌式地发钱，而是要识别一些精准的受助者。这些人拿到钱之后，可以去买一些种子、农具，开始务农种地；可以用来支持子女的教育；填补高额的医疗费用，让家庭不至于因病返贫；或者是自己开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
其实在救灾领域里，直接发放现金 也是效率更高的一种形式 ，能够让受助者更好地决定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在千里之外把物资再送过去。
这个例子也点出了有效公益的一个核心指向：尊重受助者的主体性。这些脆弱人群不是不努力，他们往往是太匮乏了。什么叫结构性的不平等？就是他们一点初始资源都没有，所以「努力」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只要给他一点小小的资源，他都能够拼命地游向自己的未来。
当然很多人会担心，会不会养懒汉？他会不会拿去赌博或者买烟酒？这就像我们站在船上看一个快要溺水的人，我们给他扔一个救生圈，他会不会拿来扔着玩？不会的。贫困人口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如果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不会比我们过得差。
当然，如果你最开始让我选择玩耍泵和 GiveDirectly，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玩耍泵，因为它看起来多好玩、多创新啊。这就是我们的直觉，大多数时候依赖熟人推荐和背景信息。
那什么是科学呢？我想介绍两个概念给大家：一个是随机干预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一个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
随机干预实验（RCT）
随机干预实验（RCT）最早来自医学领域，我们吃药、打疫苗的有效性都需要经过这一严谨的评估步骤。
其实公益项 目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做支教，发现孩子成绩好像提升了，这不能直接就说是我们的功劳。也有可能这段时间孩子的父母回来了、他的营养改善了、或者学校的教育政策变了；
再比如你去养老院做了几次活动，老人们好像变得更开心了，但也可能是这段时间他的子女更多来看他了。真实世界里的因果识别是很难的，我们有许多一厢情愿。
而 RCT 就是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不同组实施不同的干预，在严格的条件下对照效果的不同，排除人为想象的可能性。
随着实验经济学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兴起，高质量的RCT已经开始辐射到全球发展与援助领域。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三位在社会议题里做RCT的学者。
获奖理由：对减轻全球贫困研究的实地实验方法做出的杰出贡献
目前，RCT是评估公益项目有效性的关键考核方法。与之对应的，专家观点、熟人推荐是最低等级的证据。
大家可以做一道题：
在家暴发生后安排专人上门探望受害者，能有效避免家庭暴力再次发生吗？
A. 能，这是有效的
B. 不能，这是无效的
C. 不能，这是有害的
很遗憾，在美国4000多个家庭里做过10个对照实验显示：这个干预是有害的。参与该项目的女性，再次被施暴的可能性增加了1.7倍。很有可能是项目激怒了施暴者、令其感到难堪和被挑衅了所导致的。
当然在中国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中国在反家暴法出来之后，有告诫书、还有人身安全保护令，如果用这个去干预施暴者，可能结果会不一样。所以RCT在不同地区也是有不同的可能性和样本的。
所以我们要超越我们的直觉，走出我们的傲慢与偏见，尊重科学的评估结果，即使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直觉完全相反。
成本效益分析（CEA）
RCT解决的是质量问题，一个项目得有用。但光有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性价比，通俗点说，我们投资的时候都想放大我们的财务回报，那捐赠和做公益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注和提升我们的社会回报，用更好的策略和方法，花小钱、办大事。这里再给大家出一道题：
提升农村孩子们的受教育年限，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A 发放免费的校服
C 基于成绩的奖学金
这三个项目都是经过RCT验证的好项目。大家可以猜一猜，如果我们想帮孩子上更多的学，我们应该捐给谁？
如果转化成基于成绩的奖学金，大概是7学年，是发放校服的2.3倍。
而如果发放除虫药片，则是139学年，是发放奖学金的近20倍，发放校服的46倍。
为什么是除虫药片呢？因为很多时候农村学生旷课不是意愿问题，是身体不舒服。他可能肚子里有肠道寄生虫，会拉肚子、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中国西南地区，云贵川的很多地区，这个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健康领域也一样。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对全球所有健康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排名，叫「疾病控制优先计划」，去帮助各国政府更好地分配自己的医疗资源。发现最好的干预可以实现每1000美元挽救回超过300年的人群寿命。
在其它任何行业，你或许都很难轻易地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几十倍，仅通过改变分配去向就能多帮助数百人。但在有效的公益里，你是可以的。
于是我发现，在「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这两条原则的指导下，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许就是找到这些有效的公益项目，为他们鼓与呼，帮助他们筹集资源、扩大影响力。
中国有哪些有效的公益项目
于是，在投身公益几年之后，我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创办了益盒CharityBox。我们在教育、健康、女性、救灾、乡村振兴等领域，系统性地研究和筛选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项目，帮助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用捐赠支持这些项目，带来更大的影响。
最近我跟一个老师聊的时候，他说这个CharityBox应该翻译成「功德箱」，听起来好像更符合中国人的偏好，我们可能可以考虑改个名字。
欢迎关注益盒公众号：益盒 Charity Box
我们的工作内容包括读论文、跑模型，比如要做很多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案头研究。很多时候也要做访谈、调研，去实地看看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
那么在中国，什么类型的干预项目是更有效、更值得捐的呢？
首先，在健康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成本效益最好的干预是针对疟疾、艾滋、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干预，因为它们造成的死亡最多。
在中国这样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基础的传染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疾病负担更多会集中在慢性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益盒在数百个卫生干预中筛选了39个效果优异的干预，其中有在全世界都通用的有效干预，比如HPV的疫苗、儿童13价肺炎疫苗等。
但还有一些可能是大家听都没有听说过的，比如说减少食盐摄入。
减盐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
吃盐过多是中国第八大致死和致残的风险因素， 每年在中国造成150万人的死亡 。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食盐不超过5克，但中国人平均要摄入11-12克盐。而且在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吃的盐越多。
多项研究表明，食盐中常见的钠元素会显著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病、脑卒中等多种健康风险。
解决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家里的普通盐换成低钠盐。
低钠盐的钠含量仅有普通食盐的60%-70%，但由于补充了钾，咸味没有差太多。我们发现有一个团队和项目在中国华北农村地区，把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老人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能够将他们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如果中国全部家庭都改用低钠盐，每年可以挽救超过50万人的生命。
因此，世卫组织将减盐纳入最高效的卫生干预之一，每在减盐上投资1美元，社会将获得12.82美元的经济收益。
白内障
三千元帮助一位老人重见光明
再比如，在中国，白内障在所有致盲原因中排名第一，接近1/3的失明都是白内障造成的。 我们经常说城市里见不到视障伙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做得还不够，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很多是在农村的、没有人照顾的老年人。
农村地区白内障老人的家
引发白内障的主要原因是衰老。随着我们变老，眼睛里的晶状体会变得模糊，就像镜头上蒙了一层雾一样。 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白内障患者。中国需要手术矫正的白内障患者总人数超过1500万，理论患者人数过亿。
白内障不仅致盲，还会给人带来很大的抑郁的风险，甚至会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白内障手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在大城市的医院里，病人推进去半个小时，就能把眼睛里浑浊的晶状体换成一个人工晶体，老人就能看见了。
一台手术的价格也相对便宜，在经过医保报销后，公益组织资助一位患者完成手术的成本往往只需要1000元，算上筛查、陪护与来回路费，也不过是两三千元。
两三千元就能帮助一个人重新看见世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这么显著地帮助一个人了，至少通过捐赠，我是可以的。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给患者手术费不就行了吗？不是的。我们通过和公益组织一起调研发现：
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不仅仅是因为付不起手术费，还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把他从乡村接出来、送到医院去；有可能他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老伴、需要喂的家禽，导致他无法抽身；还有对医院和手术的不信任、怕打针；甚至有些老年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眼睛看不见了是可以治的…….
所以公益组织需要做的工作，是去老人家里替他解决这一个个具体的困难：比如取得他家属的信任、照顾他的老伴、帮他喂家里的鸡鸭牛羊、把老人接出来、陪护，甚至给他准备晕车药，再把他送回去。
我想说的是，公益是一个非常专业、需要专人投入的事情。 我们作为捐赠者，可能会觉得每一笔捐赠尽可能全到受助者手里，比如很多人挑选公益项目时会看这个公益组织从中间「克扣」了多少的费用，以哪家组织管理费收得低作为一个评判标准。
但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公益组织想把项目做好，前期需要做调研，中期需要解决很多具体的困难，后期需要做回访评估，这都是钱呀。
我们去医院看病，不会认为医生工资低就是好医院；我们为孩子挑选学校，不会认为老师工资低就是好学校。公益组织是专业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他反而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
公益组织背后是人的工作，只有公益组织的人得到更好的支持，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乡村儿童早教
投资1元，17元的回报
我刚刚说了很多健康的例子。在教育里也一样，大家一想到教育捐赠，就是捐书包、捐操场、奖学金。可权威的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是，投资儿童早期发展，远比后期投资学校教育等补救性项目的成本收益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对0-3岁的儿童早期发展投资1元可获得约17元的回报，且回报率随着年龄增加会逐步下降。
因为0-3岁是人类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是神经元突触链接建立最活跃、最敏感的时间段，这个阶段的孩子是需要非常多养育的回应和刺激的。但农村的留守儿童常常面对的情况是，爸爸妈妈常年在城里打工，爷爷奶奶外出务农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没有人跟他互动，他大脑突出链接的建立就会减缓。
而且0-3岁是不可以错过的一个窗口期，一往后，这个大脑发育就定型了。所以很多农村孩子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他的大脑的CPU就是比城市孩子要落后一级，未来他的学业成绩表现、他的收入，都会因此受到影响，这个结构性的不平等是会跟随他一辈子的。
解决方案也并不复杂。我们发现，对于这些很难的社会问题，其实手段都是简单的、朴素的。 0-3岁的孩子不需要鸡娃，只需要一些回应性的照顾：
带他走走路、在地上爬一爬、玩一玩游戏；当他想感受重力，把勺子扔到地上的时候，我们捡起来还给他；爷爷奶奶外出务农了，他在家里哭，我们跟他说爷爷奶奶很快就会回来，帮助他解决分离的焦虑；每周请一些公益组织的专员陪他玩半个小时， 带着他读读绘本、玩玩具，就能显著地帮助他追回城市孩子的认知发育水平。
你或许遇到过一些公益组织做白内障手术、办早教中心，但从来没有觉得这些项目有多特别。其实，在我们开展这些研究之前，我的印象也是，「这种公益看起来太传统了、不够创新」。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朴素的手段，弱势人群得到它这么困难呢？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鼓励科研、创新、技术突破，但是除了造血，我们也需要输血，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不知道你们在了解这些信息后有什么感受，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些研究成果太令人振奋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像医生和消防员那样，通过有效的捐赠来挽救生命。
所以在2019年，我承诺将我每年收入的10%捐到这些有效的项目里，来帮助更多远方的人过得更好。截至目前，我已经捐了超过10万元了。
我的家庭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没什么家产可以继承，但当我知道，我自以为普通的处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很多人遥不可及的幸运，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毕竟，哪怕在捐出了10%之后，我可能依然在世界分配体系中排在前10%。
在这样的信念下，一年半前，我们支持联劝公益发起了一个月捐计划，叫作「1%捐赠承诺」，号召大家把1%的月收入捐到我们筛选出来的有效的公益项目里。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位伙伴加入这个社群。
公益不是少数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多做一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多做那么一点点，其实我们是可以一点点改变世界的。
最后，我想用一篇对我的世界观影响至深的文章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这个人叫Max Roser， 是一位数据科学家，也 是牛津大学OurWorldInData智库的创始人。他们用数据去追踪这个世界上所有关键的问题，然后看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样的解法。
ourworldindata.org
Max Roser 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这个世界非常糟糕。每年有590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会过早死亡，在这个演讲的30分钟里，已经有超过300位孩子去世了，相当于两架满载着这些孩子的飞机坠毁了。
第二，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好。大家知道吗？在19世纪，也就是仅仅200年前，1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接近50%，一半的人活不过15岁， 一半的家庭要面对丧子之痛 。如果今天的儿童死亡率跟19世纪一致，每年会有6000万名1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而仅仅200年，我们就扭转了这一趋势。
第三，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我们知道降低儿童死亡率是可能的。如今欧盟地区的死亡率是0.47%，如果全球儿童健康率能够与欧盟相同，死亡人数就可以下降到60万。每年又有超过500万名孩子不用再被困在大楼里，被名为系统性、结构性的不平等吞噬，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现在可能还是很糟糕，但是已经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说这个话，心里也有点虚。过去两年中，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动荡。今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可能将第一次出现不降反升的逆转；全球发展援助的资金在不断减少，世界全球化的那个年代好像一去不返了；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更多的壁垒，大家不再相互信任、拥抱彼此。
但我依然想建议大家，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去了解历史。因为如果我们错误地相信与事实相悖的论调，就可能失去对彼此的信心。只有拥有信心，我们才能拥有希望，才能继续走下去。
最后我想把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志业演讲」里的一段话送给大家。他说：
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能够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唯有如此，他才算担起了自己的使命。
等着瞧吧！
谢谢大家！
文字内容根据试讲有所增改。
策划丨阳子
剪辑丨大凯
本演讲来自 看不见的边界 看得见的可能 主题演讲特别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