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11月
抬梁与穿斗
在当代建筑史教科书中，抬梁式构架以柱承梁、梁上叠梁、梁头承檩为特征，官式建筑可以结合斗栱（铺作层），普遍使用于中国北方地区以及高等级建筑；而穿斗式则以穿枋串联柱子、以柱承檩，普遍使用于南方地区。二者同为梁柱框架结构，占领中国最为广大的领土，并衍生多种变体或混合形式。两种结构均为本土原生、中华文化区特有的结构形式，属于中国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结构特征。
就像大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均伴有过渡性的灰色地带，抬梁与穿斗在中国亦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譬如长江沿线兼具二者构造特征的“ 插梁式 ”构架，其类型归属曾一度饱受争议。而中国南方的抬梁式官式建筑，也兼容了许多穿斗做法。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纠结如何将所有的灰色归入黑或白之内，而当坦然承认灰色正为黑与白的融合。但理解灰色区域的前提，仍须对作为原型的黑白两极做出深刻的理解。
但上述“定义 ”，仍然遗漏了这两种原型的一些根源本质。
抬梁结构示意。
穿斗结构示意。
除了结构形式上的差异，抬梁、穿斗在建造方式上亦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逻辑。较之形式外观，建构逻辑更加深入本质：我们已经了解，穿斗构架以横架为单元，在地面上整体拼接横架、扶立，再纵向相连。构件之间相互穿插，构架之间相互串联。与之相配合，榫卯关系也以侧向插接关系为主。
而抬梁结构则以水平结构层为单元，构架的搭建，亦层层上垒。为了配合“搭积木”般的建造施工，构架中的绝大部分榫卯，都开在构件上下表面。无论柱身上下的直榫、插榫，柱额相接的燕尾榫、箍头榫，还是檩梁相交的桁碗，都满足于以从上向下安插的方式来安装，这在北方匠作中称为“上起下落”。
北京故宫中正殿修缮：层叠而上，柱额相交于一个平面。赵鹏 摄
北京故宫中正殿修缮：斗栱层（铺作层）。赵鹏 摄
简而言之，穿斗构架以串联为结构组成，亦以串接为节点构造；抬梁结构以层叠为结构组成，亦以层叠为节点原理。局部的节点构造与整体的结构组合采用同样的构成逻辑，这种结构与构造的“ 同构 ”性，是中国木构架的一个特殊之处。
北方官式建筑涉及主要榫卯类型。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科学出版社，1991 年，126—128 页。
汉代的“抬梁”？
传统建筑史叙事认为，抬梁与穿斗至迟在汉代发展完善。其中穿斗形式的建筑在汉代发展成熟，其形象在汉代南方明器中大量出现，这一点相对确凿。抬梁的出现时间值得深思。传统建筑史著作中有两种常见证据：一是从春秋时期文献“ 山节藻棁 ”中表示梁上短柱的“ 棁 ”字判断抬梁结构出现于春秋，但我们很快将在后面看到，屋架短柱绝非抬梁的出场证明；另一种常见的论证是将汉代明器与画像砖中的两个图像称作抬梁实例—— 但今天看来，这两个图像均很可疑。
传统建筑史叙事中的“汉代抬梁式结构”案例上：河南荥阳汉墓明器；下：四川成都画像砖，摹自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532 页。
二者中河南汉墓明器的例子，相当明确地绘画了中央的立柱，以及下方两条等长的水平线。在抬梁结构中，屋架梁栿的长度是层层递减的，因此它可以安全地排除于抬梁结构。四川成都的屋架形式虽然看似符合前文的抬梁屋架，但同时又混合了可疑的南方技术特征。由此，两个常用来代表汉代“抬梁 ”结构的样本，一个被排除，另一个便成了孤例，而这枚孤例又来自南方（四川），今天的穿斗核心区。当我想要找到更加贴切的早期抬梁案例，却惊讶地发现，唐代以前，从先秦直到南北朝时期丰富多样的建筑图绘中，符合我们今天对“ 抬梁 ”定义的实例几乎无处可寻。确凿的抬梁屋架， 在考古材料中，一直到唐代才真正完善和流行。
那么从此处开始，当我们讨论唐代以前木构架的发展，“ 抬梁 ”“穿斗 ”两个词便不甚适用了。这两个词都是近代学术中，中国学者针对存世历史建筑的总结甚至“发明”。其中“抬梁 ”来自学者的创造，“ 穿斗 ”来自四川地区民间匠师。当我们面对历史早期的构架演化，要重新约定一下术语。
在本书中，我们将典型抬梁构架的屋架—— 即水平梁木金字塔形层层相叠相退的结构 —— 称作“ 叠梁屋架 ”。将典型抬梁构架的屋架之下，柱子与水平构件（梁、额）形成的构架， 称为“柱梁构架 ”。如此， 我们便在唐以前的早期结构中彻底回避了“ 抬梁 ”一词。当我们使用“ 抬梁 ”时，均指唐代之后叠梁屋架与柱梁构架形成的“成熟 ”的结构体。
抬梁结构中，屋顶构架与柱梁构架可以拆分成两部分，但穿斗构架则上下成一整体。我们将穿斗构架中柱子与水平梁木（穿枋）组成的构架，笼统称为“ 柱枋构架 ”；将用穿枋透穿柱子、形成具有一定刚度的柱枋框架的技术，称为“穿架技术”。
叉手
唐以前的木构屋架若非叠梁，北方建筑采用何种形式搭造屋顶？
从汉代直到唐代前期，大量绘画、石刻、石室（石棺椁）等建筑绘画与模型显示，北方汉族地区建筑传统中，“ 叉手屋架 ”为压倒性的主导。其盛行范围甚至东至日本。
宁懋（或宁想）石室，带蜀柱，北朝，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摹自曹汛《北魏宁想石室新考订》，《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1(00），77—125 页。
叉手屋架为三角屋架，下部为平梁，梁上立两根“斜柱 ”即“叉手 ”，呈“人 ”字形交于脊部、托举脊檩。东汉《 释名 ·释宫室 》曰“牾，在梁上两头相触牾也 ”，正是描画这种结构。三角形屋架中央， 有使用或不使用中柱（蜀柱）两种做法。
“ 叉手 ”一词出自《 营造法式》。至于其时，叉手配合蜀柱的使用已成定制。屋架中央的这根短柱，正是先秦文献中“ 山节藻棁 ”之“ 棁 ”。《 营造法式》“ 大木作制度 ”中，明确将“棁 ”与“叉手 ”联系在一起：“ 侏儒柱，其名有六：一曰棁，二曰侏儒柱，三曰浮柱，四曰棳，五曰上楹，六曰蜀柱。斜柱附，其名有五：一曰斜柱，二曰梧，三曰迕，四曰枝摚，五曰叉手 ”。同样的释名又见于《 营造法式》卷一“诸作异名”。
“ 叉手 ”或“ 扠手 ”之词同样保留在日语里，以“ 扠首竿 ”或“ 扠首棹 ” （sasuzao）称呼斜柱， 以“扠首束 ”（sasuzuka）称呼中间的蜀柱。
随着屋架规模的增大，单侧斜木的跨距由一椽增至两椽，屋架进深由两椽增至四椽。这种规模的叉手屋架国内所存不多，更常见于日本早期建筑。而甘肃高台地埂坡晋代墓室出土的仿木结构最为特殊，因地下墓室为拱顶，人字形叉手在顶部托两檩，表现出近似“ 卷棚 ”屋顶。卷棚顶在汉唐之间不见于考古资料，有可能是原型为三檩四椽构架，受制于墓室拱顶而省略了脊部。
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土雕大叉手屋架，吴荭等《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09），29—39+1 页。
汉唐之间的图像资料表明，叉手是汉至北朝北方建筑屋架的绝对主流。甚至晚至唐宋，在“ 真正的叠梁 ”出现之后，仍然有大量图像资料表现为叉手屋架。叉手被叠梁的替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叠梁以增入的平梁“ 切割 ”了叉手的斜柱，将叉手化整为零、推至一隅（屋顶），再渐渐弱化淡出，经历数个世纪之久。
今天存世最早的可以确认的叠梁屋架，正是存世最早的地上木构建筑——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屋架顶层的叉手与下层托脚之间的关系，暗示着去不久矣的通长叉手结构，以及叠梁取而代之的方式：第二层梁进入屋架、打断通长的叉手，切割为叉手与托脚两段。这种“ 叠梁+顶部叉手架+托脚 ”的结构，几乎是唐宋遗存几乎全部木构屋架的通行做法，并有宋代官方建筑法规为其“背书 ”。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唐）剖面图。
早期叉手屋架最有趣的案例，为北宋时期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其叉手分为两层，下层单侧跨超两椽。转轮藏殿的案例，可能正可告诉我们叉手屋架被叠梁取代的原因之一：当建筑的进深过大，单组叉手不能胜任，便出现了多重叉手的“ 接力 ”，而多重叉手的上下相叠，形成了叉手梁的重叠，这正是叠梁的始现。
作为技术源起讨论，隆兴寺转轮藏殿时代略晚，但并非孤例。早之于它，远在丝路的敦煌，这种介乎叉手屋架与叠梁屋架之间、上下两层三角形构架的做法，还曾见于盛唐时期的建筑图像，如果这是一种时代风尚，考虑到边陲的滞后性，当在更早的时期流行于中原。
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剖面图。
很快，匠人们就会意识到，重叠的三角屋架中，中间的斜向构架作用甚微，也不甚美观。它们被省略后，便形成了我们更熟悉的叠梁+叉手+托脚的搭配。
在这个搭配中，最先退出的是托脚。这也很自然，它们的结构功能近于无，除了作为对于远古制度的纪念别无所用。而纪念物的功能，叉手显然更具代表性。托脚消失后，屋架顶部的叉手在一些地区延续。而早在托脚消失前，叉手的结构作用就已让位于中央的蜀柱，从托举脊檩变成侧扶脊檩，并愈渐纤细，彻底沦为一种符号，终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绝迹。
元永乐宫三清殿。托脚已经消失，顶层叉手保留。
北京故宫太和殿。叉手托脚完全消失。
由此小结，汉至北朝之间，最盛行的结构是叉手结构即三角构架，其跨度能力至少可达四椽。叠梁屋架或抬梁结构随着建筑进深的增大而出现，最初可能是多层三角构架相叠，这便已经出现了上下相叠的水平梁木，并出现了用叠梁肢解、取代叉手屋架的可能性。随后，叠梁与被“ 肢解 ”的叉手（顶层叉手与下层托脚）曾在一定时期之内并存。随着叠梁势力的扩大，托脚率先消失，叉手逐渐细弱，最终消失。叠梁成为屋顶结构的主人。
叉手屋架虽然在官式建筑中消失，但毕竟三角屋架自身存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和材料上的经济性，类似的构造原理仍可在民间建筑中寻见踪迹。在“ 不讲究 ”的民居中，作为一种便捷经济的屋顶做法并不罕见，而在特定区域，甚至会形成地方性的建造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河南－淮北地区的“ 金字梁 ”结构，它们中有的呈现相对“ 纯粹 ”的三角屋架状态，有的则与叠梁构架交杂混合。作为一种区域性营造传统，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并常常被当作古时叉手结构的遗存、“ 活化石 ”。
我却认为，并不一定。
在多雨地区，需要坡屋顶排水，便会出现两坡式的三角屋顶。而对于三角屋顶，三角屋架便是一种自然、直观、符合结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技术选择，技术门槛并不高。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三角屋架在欧洲，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民间建筑中的广泛应用。它是一种具有野草般生命力的结构形式（种子）。对于木构技术相对发达的民族与地区（土壤），可以轻易地以自发的状态出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只要满足当时相适的文化、技术历史环境（生长环境）。在中国的正统建筑观念中，对于横平竖直构架的偏爱，可谓一道“ 除草剂 ”。但在正统观念鞭长莫及的偏远地区，它可以在民间建造中一次又一次、重新被“ 发明 ”或者“ 发现 ”。简而言之，它不需要是延续自 7 世纪建筑传统的“ 活化石 ”。它可以在 17、18、19 世纪随时被民间匠人“ 创造 ”出来，然后，只要没有“ 除草剂 ”喷洒过来，便可扎根、延续下去。不需要任何古远的“榜样 ”。
福建周宁县禾溪村“一颗印”民居，左侧厢房使用从文化上更加“正统”的穿斗屋架，而右侧厢房使用更加简易方便的三角屋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