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1月，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的报告厅里，爱因斯坦当众拿出了他的引力场方程，宣布广义相对论完成。那一刻，过去八年里他在学术低谷、婚姻裂痕和战争阴影里拼出来的成果，算是有了一个公开的结局。
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秋天前后，爱因斯坦在柏林和哥廷根之间展开了一段紧张的交锋。十月到十一月，他连续在普鲁士科学院做报告，频繁修改思路。11月4日，他回顾之前的失败；11日试讲新方向没太大结果；到了18日，突然有了关键性突破，能解释水星近日点的异常进动，并重新算出太阳引力对光线弯曲的角度。那几周，他几乎天天往研究所跑，工作到精疲力尽。希尔伯特在哥廷根也在同时做类似工作，双方通过信件和论文互相对照。11月18日爱因斯坦收到希尔伯特的稿子，发现两人的方程竟然一致，但在优先权和推导方式上有差别。争论一度热闹，可后来查证显示，希尔伯特只给出了作用量表达，而没有把引力场方程直接写出。按当时的研究语境，要从作用量完全推出方程并不简单。最终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普遍被归于爱因斯坦本人。12月，希尔伯特又提名他为哥廷根数学会的通讯会士，爱因斯坦在回信里表示希望修复彼此关系，说那段不愉快的感觉已经消失。
更早一些的节点也很关键。1912年，返回苏黎世任教后，爱因斯坦察觉要把引力纳入理论，就得用上更高深的数学。他自己不擅长黎曼几何，靠格罗斯曼的引导才看见路。1911年，他在布拉格当上正教授，工资翻倍，不用繁琐教学，正好有时间把等效原理往下推。他算出光线会被重力弯曲，并建议天文学家观测验证。可在布拉格生活并不顺，文化和人际让他不自在，1912年暑天还没办完离职手续就回到苏黎世。
时间再往前走，1907年是个转折点。那年6月，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无薪讲师，递交了17篇论文和简历，结果被要求补交教职论文才会受理。做学术的挨批是常事，他没太多精力同官僚纠缠。11月的一天在专利局摸鱼时，他突然想到：人在自由下落时不会感觉到重力，这个念头后来被他称为平生最幸福的思想。他把这一观察做成理想化的爱因斯坦电梯设想，提出加速效果和引力效应在局部是等价的，也就是等效原理。这为后来把引力和时空联系起来开了路。12月那篇五十多页的综述发表后，等效原理成了广义相对论的起点。
再往前看，1905年是他第一次被人广泛注意：那一年他发表的五篇论文把他推上风口浪尖，成为物理界的新秀。但之后他在体制里并不顺利。尽管每年仍有成果产出，但学术机构对他并不热情，他得按时去专利局打卡，日常生活里是职场失意人。1908年他才拿到教学许可，成为无薪讲师；1909年在导师的帮助下升为苏黎世大学副教授，收入和工作量都不轻。他曾半开玩笑说，相对论里能在宇宙每个点设时钟，可现实中连自家房间里的钟都买不起。
个人生活和外部环境也对他影响不小。1914年4月接受普朗克、能斯特邀请去了柏林，职位优越，不用操心教学和行政，这看上去是步上正轨的一步。可同年他婚姻彻底破裂，离婚过程耗尽精力。更糟的是夏天一战爆发。德国学界大多支持战争，爱因斯坦则公开反战，站出来做和平主义演讲。这让他在柏林变得孤立，学术圈里朋友少了，日常生活更单调：独居公寓，吃睡研究，社交稀少。他把精力更多放回工作，用研究来对冲生活的压力。
再往回拉还能看见希尔伯特和哥廷根的互动。1915年6月底到7月初，爱因斯坦应希尔伯特之邀去哥廷根讲学，做了连续六场每场两小时的报告，把自己的研究几乎全部搬出来。希尔伯特被吸引，也开始投入。随后两人在信件和论文上交锋、互相借鉴，既有竞争也有互相承认。那段时间的速率很高，短短几个月里波动剧烈，最后以爱因斯坦在柏林正式发布方程作为一个阶段性节点收尾。
在更早的职业起伏中，也有关键人物和小插曲。格罗斯曼不仅在数学上帮他，曾在大学时借笔记救他过一次考试，后来还帮他找到专利局的职位。斯塔克则邀请他写相对论综述，促使他认真梳理自己的思想。普朗克、能斯特等人向他伸出邀请，才有后来柏林的那份体面职位。生活里，他也常以自嘲化解窘境——关于给宇宙每个点设时钟的玩笑，既是学术自信也是现实的无奈。
1915年12月10日，他给朋友写信一句话很直接：最宏大的梦想已经实现，他自称心满意足但筋疲力尽的阿尔伯特。这封信里没有大篇幅感慨，更多是完成一项长期工作的松口气。整个过程里可以看到几条线索一直交织：理论上的突发灵感、数学工具的匮乏与补充、个人生活的动荡、外部政治与学界竞争。很多环节里，他既要不断否定自己之前的想法，也要大胆重拾曾放弃的路线。这种来回反复，才把一个关于时空和引力的新框架慢慢逼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