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每年增加的几千人，面对滚滚人潮，依然是杯水成薪。
悄无声息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0月22号，叶檀财经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历史性时刻悄然而至》，认为中国公务员人数可能已经到达顶点。
10月14日发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了一则宽松信号，从2025年开始，国考报考者一般年龄上限调整至38周岁，应届硕博年龄上限放宽到43周岁，一些地方已经放宽到45岁，这是为了应对中国年龄中位数上升的趋势。
据财新统计，2026年的招录人员为3.81万人，相较于2025年少了1602人，为2019年以来首次收缩。
上面两则信号，很容易被忽略，也很容易被误读，以为编制还将大幅扩张。
更明确的信号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据澎湃的报道，政府提出的国家机关人员编制按5%，为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缩编。政策的明确数字指标，几乎都会严格执行。
中国供养人员已经到达天花板。
2025年8月，复旦大学张军等教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首次系统估算了2004-2020年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与结构变化。研究将财政供养人员定义为”工资福利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范围的人员”，既包括编制内人员，也包含编外聘用人员。
结果很明确，财政供养人员占比在上升，财经负担在加重。
供养总人口比重从2004年的4.01%上升至2020年的4.85%，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总人口比重达5.54%。
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说明谁在享受红利。
首先，离退休人员占比快速上升，从2020年供养人员中近四成为离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5927元)约为企业人员(2995元)的两倍。
其次，编外人员和基层公务员人员增加。因为压缩编制，2013年后编内人员数量稳中有降，编外人员从2004年的215万增至2018年的442万，增幅超一倍。
财政供养人员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及以下，以财政和税务系统为例，县级单位人员占比分别达79%和72%，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结构。
尽管整体在减人，但有一个方向招录人数逆势扩张。
财新报道指出，2026年税务系统招录人数扩招最多，共计划招录25004人，较2025年国考增加1990人。税务系统招录人数的总占比也越来越高。2025年，税务系统招录人数占比为60%左右，2026年已经突破65%，岗位主要来自一线基层，以县一级单位为主。
并且，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官民比”越高。
如果现在进入体制内，大概率在基层或者在编外，在基层税务系统，他们需要领任务，并不像一些考公考编者想像的那样轻松。
从财政收支、人口增长、管理模式三方面看，中国公务员规模很可能已经达到历史峰值。
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当下体制内拿着高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是得红利最多的一群。
估计心心念念考公的人和他们的父母，眼睛盯的也是这块红利，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等他们上桥的时候，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
实际上，即使体制内招聘再多，也不可能成为解决就业的主流渠道，连宽松的宋代都没有做到。
1978年以后，就业主要靠民企，而不是央国企，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的人员数量有限。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从产业看第三产业，才是拉动就业的大头。
这张图还提醒我们，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将近1.7亿，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太多了，这些人必须跟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压力长期存在。
还有一个现象，也可以印证大家都看好的行业未必是好行业。
有一家大型银行的朋友说，他所在的银行某岗位要招两个人，结果来了近万份简历，夸张到疯狂的地步。
另一家大型银行的经理说，他们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招聘的人员越来越多，现在一份工作一个半人在做，大规模扩招难以持续，有的银行一方面在招人，另一方面内退等现象也很多。
国有大行员工数据证明，总数已经到达相对的平衡点。
根据过往年报，国有六大行2023年末在职员工人数约为184.5万人，2022年末在职员工人数约为182.55万人，大致可以作为长期参考。
2024年，四大行员工总数较长期平均值和中位值范围有所上升，但2025年上半年员工总数较2024年末减少了约22373人，低于2023年末的水平，整体呈现减少趋势。
银行毕竟要考虑人均绩效，如今，考公考编进银行进事业单位，是一道窄门。
浪潮奔向这些行业、这些城市
宽门是新型灵活就业，看着宅在家，其实在工作，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
2025年4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根据2019-2024年智联招聘平台数据，联合发布了《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新型灵活就业是指由数字经济发展所驱动，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就业形式，分为两类，一类基于位置，包括网约车、配送、生活服务，一类基于云端的，包括媒体类、直播类、知识服务、网络电商。
中国的新型就业已经承接了上亿就业人口。截至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且还在大幅增长。
新型灵活就业不仅容纳了数亿就业者，宽容度也是最高的，英雄不问出处，在网约车、配送等岗位，不看学历，不论经验，有把子力气就行。
在这个时代，或者，有能力在网络新经济中分得一杯羹，或者，肯卖力气，还是能够吃一口饭的，有的人还吃得不错。
如果只有普通学历，既没有在市场验证过的能力，又不肯吃苦，日子会比骆驼祥子们更难过。
人口还在往新一线、二线城市流动。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新一线城市的消费与服务的增速，已经明确的超过一线城市，与人口流动数据吻合。
相应的，新一线城市的就业容量也在上升，在各类就业形式中的招聘需求最旺盛。
传统就业、基于位置的新型灵活就业和基于云端的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分别为34.6%、41.7%和37.0%，在所有等级城市的招聘需求中均占比最高。
在四年前两大一线城市设定人口天花板后，新一线城市爆发出巨大的活力。
人口流入新一线和二线城市，2025年4月3日，中国房地产协会官网发布了中国房地产报的新闻，2024年主要城市人口增量排名前六名分别是深圳、广州、合肥、长沙、南昌、杭州，均在10万以上。
《前程无忧校园招聘白皮书2025》还显示出另一座城市的吸引力，成都、杭州在毕业生意向就业城市中的排名甚至超过了深圳，特别是在IT、制造、文创等产业。
这与消费城市重新洗牌现象相吻合。
城市进化论分析了今年前三季度城市消费的兴衰，“反超”是一大关键词——除众所瞩目走向前列的成渝两地外，前三季度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苏州，武汉超过了南京。
现在就业者面临，新的行业，新的城市已经是明牌了。
当然，在中国经济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人才、科研天才，将长期受到追捧，不受就业周期的影响。
我们说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如果他们非常努力，理应在制度上给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