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我又踏上了前往云冈石窟的路。这次与池州的旅游界的同行们结伴，远赴山西，心境与往日带团时大不相同。记忆中的武周山依然巍峨，只是这次我不再是那个匆匆解说、照顾客人的导游，而是一个可以静心与千年石刻对话的寻常访客。
车行至大同市西郊，那片绵延约一公里的崖壁上，密布着大小窟龛，如同历史的眼睛，凝视着每一个到访者。
景区入口处，昙曜法师的雕像静静伫立，宽袖随风，仿佛仍在守护着这片他亲手开创的艺术殿堂。于是北魏太武帝废佛、昙曜复兴佛教、主持开窟的故事场景，在我的脑海铺展开来。
走过现代修筑的佛柱大道，脚下是平整的路面，两旁松柏苍翠，这与记忆中更为朴素的景象相比，多了几分精心呵护的痕迹。
踏入到第十六至二十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这些早期石窟呈马蹄形，穹隆顶，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带着浓厚的西域情调。那尊高达十三点七米的露天大佛（第二十窟主佛），依旧是云冈最富神韵的象征。他胸部以上保存完好，面形丰圆，唇薄鼻高，身着袈裟，神情肃穆庄严。据推测，此像或许依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形象雕刻，历经一千五百多年风雨，依然雄浑大气。
我站在佛前，仰视他那历经沧桑却依旧慈悲的面容，想起上次带团时，游客们在此争相合影，喧闹异常。此刻，虽是多人同行，大家却不约而同地静默下来，唯有风声掠过崖壁，仿佛回应着佛国世界的宁静。
中部窟群是云冈石窟的鼎盛之作。第六窟堪称代表，窟内中央直立着一个巨大的塔柱，高达二十米，雕饰富丽，气势恢宏。塔柱四面和洞窟四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装饰，竟难找到一块空白之处。我们细细观摩那三十三幅描绘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构图精巧，人物形象生动，令人如痴如醉。
更引人入胜的是第十二窟的伎乐天浮雕，吹、拉、弹、唱的伎人栩栩如生，连琵琶上的根根琴弦都清晰可辨。这不仅是宗教艺术的极致展现，更是研究北魏音乐、舞蹈的珍贵宝库。有同行惊叹于古代工匠的技艺，我补充道，这中期石窟恰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孝文帝时期所凿，集中了全国优秀人才，在国力保证下，方有如此繁华精美之作。
穿行在东西绵延的石窟群中，我们这些以介绍风景为业的人，都不禁为这“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瑰宝所震撼。五万一千余尊佛像，大的高十七米，小的仅两厘米，竟千姿百态，绝少重复。他们或合掌端坐，闭目深思；或凌空起舞，缨带飘弋。那大佛顶天立地，气宇轩昂；那侏儒力举重物，敏捷玲珑；那飞天手执乐器，袅袅娜娜，静似娇花照水，动如弱柳扶。 然而，辉煌之下，也难以忽视岁月的伤痕与历史的创痛。许多洞窟外壁雕刻风化严重，有些造像已面目全非，无棱无角。那斧凿的遗痕，如同裸露的伤口，向每一个观者诉说着民族苦难岁月里文化遭劫的悲怆。
此番再访，我也格外留意到保护工作。而今人所能见的相对完好的面貌，凝聚了无数文保工作者的心血。夕阳西下，我们踏上归途。回望武周山，石窟在余晖中更显庄严。这片古老的石雕，不仅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见证了北魏王朝的兴衰，见证了佛教艺术从异域特色到逐渐中国化的演变，也见证了近代曾经的磨难与当代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