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精心制作的10集纪录片《我们中国人》在CCTV-9播出，我作为该片的参与者之一，趁此机会，谈点自己的感想。
当我们说“我们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说什么呢？尽管人们可以对此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是在谈论某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或者“人种”，而是在谈论一种“文化”，“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既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那么就自然有基于公共生活而产生的共有、共享、共明的生活条理、秩序观念、价值法则。特定生产方式之下所产生的特定生活方式及其基本理念，是产生价值观念的基础，因此在跨文化的意义上说，“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结构体系与表现形态，并且相互之间可以有显著区别；但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内，“价值”却是具有公共性的，是为共同体所共有、共享、共同遵循的。这样看来，价值理念及其结构形态与实现方式，就是一种文化区别于他种文化，而体现为独特“文化间性”的本质特征。
“中国”是一种文明样态；“中国人”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我们”则是关于这种“文明”之下文化价值公共性的直观表达。这一共同体通过共享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也通过共享的价值原则而凝聚。农耕是诞生中国文明样态的基本生产方式。农耕必然要求定居，必然要求对天地自然运行秩序的了解与把握，并且必然要求把自然秩序转换为人的现实的生产秩序与生活秩序。于是，“我们中国人”就在生产与生活过程中领悟出了“道”：它是自然世界秩序的本原性显现，所以称之为“天道”；它是人通过农耕方式来从事生产以实现其现实生存所必然遵循的基本法则，所以称之为“人道”；“人道”以“天道”为根据，“天道”通过“人道”来体现，于是就有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理念。在农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下 ，“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将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自然世界的生命秩序，人因此而参与天地之道对于一切万物的化生化育，所以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世界存在的当前状态，即所谓“天人之际”，是天人之道相互作用之合力所实现的当前状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是天地之道的大公无私；人将天道转换为人道，以人而即天，于是人道的最高价值就被转换为与天道相同一的大中至正、大公无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于是“我们中国人”就有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对于承担实际社会管理责任的为政者来说，“我们中国人”就要求他必须把这一理想转换为政治实践的现实法则，成为人道价值的公开表达者与实际体现者，因为所谓治理，无非就是使民众能够正常而有序地从事日常生产，享有日常生活，民众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又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于是“我们中国人”就有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为政以德”即是为政以道，只有道德能使天下人无不心悦而诚服，象周文王那样，“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正由于“为政以德”在政治管理的意义上，即是要实现天下作为一个公共体的公共秩序，体现出共同体的集体公共性，于是“我们中国人”又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所谓“大一统”，简单说来，就是不论西东南北，都处于“道”的统摄之下，都以循道为生产与生活的公共法则，“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如此便不仅成就了“天下”之“大”，并且通过多样性当中的公共性来实现“天下”共相的完整统一性。于是，“我们中国人”就成为一个生产与生活方式相协调的生活共同体，一个最高的德性原理与现实的价值原则相一致的道德共同体，也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共同理想、以大中至正为实现道路的政治共同体。
正由于“生活——道德——政治”之间是相互辅成、相互促进而构成一体化的，因此这一共同体之公共秩序的外向显现，就呈现为一种“文明”，秩序井然，焕乎其有华彩，“我们中国人”就称之为“礼乐文明制度”；这一文明制度恰恰是以“人道”而行“天道”，融合“政治”与“价值”为一体的生活体系，于是它就转化为一种制度性力量，凡处于这一共同体当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为其所涵化，从而内在地生成一种实现人道价值的本质力量，是为“文化”。一种“文明”的形态，自然便有其“文化”的内涵。在这种文化的涵育之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健全的“君子”，他自然便有“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不论“齐家”还是“治国”还是“平天下”，其根本只是在于“修身”，就是要自觉涵养自己的德性，使真正的主体性能够在生活中挺立出来。中国文化从来都重视并且强调个体的主体性。我们不能指望一个连自我责任都承担不起、人格尚且不健全的人，还有可能承担起天下的责任！因此，在“天下兴亡”面前，每一个体都是主体。“我们中国人”以“君子”自期，也以“君子”待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把对方视为人格健全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所以一切教育也都以这种主体性的涵化养育为基本目的。正是出于这一缘故，“我们中国人”便以“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为精神追求。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德性本原于天道这一点真实地加以确认，他才可能自觉地建立起自我的主体性；而当他在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的这种主体性体现出来，就是“明德”，“明德”即是“弘道”，因为有得于道谓之“德”，这正是主体性的本原。既“知”自己的德性如天般高明、如地般博厚，原本就是天道转成了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既“知”自己的“性”本来就是“天人合一”之处，那么自然就应当把它“行”出来，这就叫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体现自己真实存在性的唯一可靠途径，是主体性的自我表达方式。所以一个明晓“知行合一”的人，当他面对特定情境中的事物对象的时候，一定是能够大中至正、开诚布公地还原事实真相的，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因此，“我们中国人”便重视把“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转换为日常生活行为的主导原理。一个追求健全人格表达而“实事求是”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能够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之思维方式的人。“两”是两个“极端”，“中”是大中至正，知晓“极端”之所在，才能不偏不倚而行于中正，是为“用中”；能如此“用中”而守之勿失，则在现实性上必能获得人们的响应，是为“致和”；只有实事求是的大中至正之道，才是追求真理的正义之道，才能契合于道德，有得于人心，而抵达“天下为公”的终极理想境域。
中国文化的“天下”观念，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以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实现作为基本价值诉求的，因此，“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就成为实现共同体之公共利益的正大光明之道。物质利益的追求，无疑构成价值诉求的一个基本部分，但若以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伤害道义，就不是“守中致和”之道。因此，中国文化从来都重视“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以大中至正之心对待自然世界的一切万物，为民生的富厚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又必以人与自然之间在生存论意义上的相互协和为基本原则。将自然资源视为人本身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而重视环境保护，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最早以制度的形式来加以明确提倡的。“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此在社会的公共交往领域，“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就成为相互遵循的基本原理，由此而体现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这一原则同样可以被转换而运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恪守信用，追求和平，相互辅成，增进友谊，以以中正之心对己，即是以正义之道对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便成为国际间交往的基本原则。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塑造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历史”并不只是已然过去了的事件，而是“我们中国人”借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文明理念与价值信仰的一种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大型文化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正是这样一部在新时代背景之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品力作。该片的编导立足于当代现实，把抽象的理论观念转变为绚美的电视画面，把历史叙事、现实叙事融为一体，观点阐明、学理解释交相印证，事实描述、价值判断相互融会，主持人、访谈人等多镜头交互切换，以独特的电视语言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趣，传达出“我们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与价值情怀，展开了“我们中国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过程，如滔滔黄河，奔涌千里，既有曲折回环而波澜壮阔，又有势随平野而顺风安流，从而把我们上面所提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大重要元素讲述得形象而又生动，深入而又浅白，既有深刻的理性洞察，又有鲜明的感性实例，使观众沉浸于画面流动的同时，能够真实领悟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正是“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与价值的共同体基于共同生活理念而共同塑造的结果。毫无疑问，《我们中国人》将以一种全新姿态，重新唤起“我们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把刻印在我们文明基因当中的文化特性、文明理念与价值情怀，转换为现实的实践动力，从而在生活世界的多维领域实现“我们中国人”的实践智慧与价值理性，展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