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黄宾笙
我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打记事起，战火就像一团驱不散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家国。那时总听长辈们说，日本侵略军野心勃勃，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能想到，连丰子恺、马一浮这样的文人志士，都不得不举家避难，辗转来到桐庐阳山畈湖头上盛宅。尤其是马一浮先生，还在船形岭（今横村镇凤联村）我家住了约莫一个月，后来因战火逼近，才先后离桐西行。那时的我们不懂离别，只记得大人们脸上舒展不开的愁容。
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30万人的鲜血染红了长江水。离我们凤联村五华里的净土寺，原本乡中心小学和乡政府的墙壁上，家兄画满了揭露日寇罪行的漫画，写满了醒目的抗日标语。丧心病狂的鬼子，竟放火烧了整座院子。学校没了，书也读不成了。就连富阳、新登、桐庐、分水四县的战时联合中学，也成了“流亡学校”。我们先是在杜预寺上课，课桌是几条长木板搭的，椅子是从家里搬来的旧竹凳。后来鬼子来了，又搬到吴山，再后来躲进县城的紫霄观、孔庙。每搬一次家，课本就少几本，可大家攥着仅有的纸页，字反而写得更工整了——因为知道，这是战乱里唯一能抓住的希望。
1978年春节，宾笙、朝生回乡探亲与诸兄弟在喻家车站合影（前排左起朝旭、朝生，后排宾洪、朝彬、朝祥、朝瑞、宾笙）
家兄在杭州、余杭、临安三县市的战时联合中学任教，我跟着他去过临安青云桥附近的小山村。学校设在半山腰的破庙里，教室的窗户没玻璃，冬天风灌进来，冻得笔尖都握不住。可最可怕的不是冷，是随时可能来的鬼子。鬼子掠夺家禽牲畜，常常只割两条腿就扔掉，剩下的烂在路边、水田里，臭气熏天。他们还在沦陷区放细菌、施毒气，富阳城里的“万人坑”，不知埋了多少冤魂。有段时间，村子里人心惶惶，时不时就有人说“鬼子来了”，大家拎起包袱就跑，连鞋都顾不上穿。
炮声由远而近，时局愈加吃紧了，我父亲为安全起见，让我跟着大姐避难到犹如世外桃源的高飞山姑夫家，他家有惠忠、惠堂、惠勇三个儿子，姑夫要我过继他家，为我起了惠扬的名字。大姐自小与惠堂订的娃娃亲，全家老少与我亲如一家，晚上大姐抱着我同枕共眠，让我在战乱期间过上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以为苦日子到头了，可国民党又挑起内战。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算真正见了天光。现在我常对晚辈说，日子好了，可有些账不能算错，有些事不能忘。就像东山上的“滚地龙”，早被风吹散了，但藏在松针底下的月光，课本上被手指磨毛的纸页，还有新中国成立那天，村口敲锣打鼓的热闹——都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是我们从苦难里挣出新生的底气。
郑锡纯、楼一层、应勇发、俞天旭等老同志与黄宾笙亲切交谈
这一辈子，见过最暗的夜，也见过最亮的光。而那些在暗夜里攥紧的拳头，终究让光，照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