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马克·卡尼进行了加拿大总理十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作为中国科技崛起的象征，中国电动汽车所面临的关税也从100%下调至仅6%。作为交换，中方下调了对油菜籽油（规模约40亿美元的市场）的关税，并同步调整了多种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安排。两国人员往来也将实现免签。
更为关键的是，卡尼将这项协议视为提振本国制造业的重要契机，预计将给加拿大带来“可观的”中国合资投资。与南方的邻国不同，加拿大本身并无成熟的汽车工业，与北京新建立的伙伴关系或许将改变这一点——同时，也意味着价格更为亲民的电动车进入大众市场。
“我们正在以战略性、务实且果断的方式，重新校准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卡尼上周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尽管语气克制，但这番话已清楚表明，一个重要转向正在发生：加拿大正将自身定位为首个在“后特朗普的世界”中主动把握机遇、同时管控风险的七国集团（G7）经济体。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宣告：基于规则的旧秩序，将一去不返 视频截图
这一判断在随后的几天里愈发显得现实。特朗普关于“接管格陵兰岛”的言论不断升温。而当欧洲陷入慌乱时，加拿大总理的立场反而愈加清晰。在周二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发表了一场气势十足的演讲：
“中等强国必须联合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不坐在谈判桌前，我们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与奥巴马时期空洞的道德宣示、特朗普式的夸张表演不同，卡尼的演讲意义深远——它直面了支撑那个正在解体中的世界秩序的种种虚假前提，同时强调，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合作时代。
这种转向从未如此迫切。美国总统正以一种“三分天下”的方式看待世界：认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是三个顶级行为体，尽管后两者地位稍逊，但各自理应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他再次以“半球安全”的名义为美国获取格陵兰岛辩护——“这是我们的大陆”。他甚至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八十年前参加了二战，今天的加拿大和欧洲都不会存在。
对加拿大，也包括韩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中等强国而言，这构成了一个根本性挑战：它们长期依赖的经济模式和多样化安全架构，正建立在一个白宫显然准备抛弃的全球化秩序之上。
而卡尼的演讲，正是对这一挑战的有力回应。
“大国目前还能选择单打独斗，因为它们拥有市场规模、军事能力和制定规则的杠杆。但中等强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换言之，西方的未来——在华盛顿以外，尤其是对加拿大和欧洲国家来说——取决于协作。单个国家，无论是加拿大还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与俄罗斯、中国或美国相抗衡；但联合起来，它们却拥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力量，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影响力。卡尼所呼唤的，正是在世界舞台上形成强大的“第四支力量”。
他进一步指出：
“当我们与一个霸权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我们是从弱势的地位去谈判。我们只能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相互之间还要竞相表现得更加顺从对方。” “这不是主权，而是在接受从属地位前提下，关于拥有主权的象征性表演。”
遗憾的是，这恰恰精准概括了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唐宁街10号的策略。斯塔默试图通过国王签名的信件向他示好，并任命一位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密友为英国驻美大使，以此“维护英国利益”。英国政府从未认真考虑过，是否存在温顺与屈从之外的任何选项。
通常而言，高调的言辞往往止步于修辞，与现实脱节。但在卡尼这里，言行是匹配的。就在敲定了中加协议、出席达沃斯论坛之间，他还与卡塔尔达成了一项战略伙伴关系。接下来，目标是与印度、东盟以及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推进自由贸易安排。
谁能想到，世界上最礼貌、最爱道歉的民族（是的，甚至比英国人更甚）会成为这场地缘政治震荡的推动者？但这一策略既大胆也务实。毕竟，中国和俄罗斯在面对旨在重创其经济的措施时，仍然实现了增长并开拓了新市场。在美国加征超过50%关税并遭遇制裁和出口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成功调整出口方向，实现了1.2万亿美元的创纪录贸易顺差，哪怕对美出口降低了20%；俄罗斯在因进攻乌克兰而失去欧洲的大部分能源市场后转向东方，在两年内实现了8%的增长。
如今，在这两个能够迅速完成地缘战略转向的“文明型大国”之外，又加入了一个国家——那是冰球与枫糖浆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卡尼提出的不仅仅是适用于加拿大的方案，而是一套跨国蓝图，这一战略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有其他国家选择同行。
加入的迹象已经出现。马克龙在达沃斯追随加拿大的步伐，公开邀请中国在“若干关键领域”的投资，以推动增长并促进技术转移。这并非身着飞行夹克的姿态表演，而是延续了法国自戴高乐时代以来对科技自主的执着追求；更何况，中国本就是法国奢侈品的重要市场。与21世纪之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是欧洲正主动在本土寻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以获取资本与技术。
那么，英国又身在何处？
从纸面上看，英国理应是推动中等强国迎接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有力候选者。伦敦是全球一线城市，英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核国家之一（尽管导弹系统租赁自美国），在金融、人工智能和创意产业领域仍具全球影响力。
但现实是，英国甚至没有出现在卡尼的“餐桌”前，而斯塔默却在特朗普的脚边争抢残羹冷炙。也许他缺乏卡尼那样的政治经验，或者是马克龙式的自吹自擂。虽然这两方面的指控都有一定道理，但真正的原因却是结构性的：英国政治阶层对大西洋主义的依赖根深蒂固，超过任何国家，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了依靠美帝国的那副“拐杖”。
当地时间1月19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就格陵兰岛问题举行新闻记者会，呼吁各方展开“冷静讨论”，并强调不会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出选择 《金融时报》
要记住，英国没有在脱离华盛顿同意的前提下维持独立核威慑的能力；英国以全球化专业人士为服务核心的经济模式，对这届白宫反复无常的政策波动异常敏感。在中等强国之中，英国反而是主权最为脆弱的国家。尽管扎克·波兰斯基（伦敦议会议员，英国绿党党首）最近呼吁英国退出北约，并驱逐驻扎在本国的1.2万名美军士兵，美国的回应可能会带来一次清算时刻：美国已经字面意义上深深嵌入到英国社会的肌理中，从支付系统到网络服务器，从生产到工作平台无不如此。
正如卡尼在演讲中所提醒的那样，全球经济已被“武器化”，服务于华盛顿的利益。设想一下，如果失去维萨（Visa）、Stripe、谷歌、Meta、亚马逊、微软或苹果中的任何一家公司的服务，对英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即便与上述任何一家公司发生微小的摩擦，都会给英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而万一失去了“三叉戟”核导弹或是“五眼联盟”，英国的大国特色（如果已经谈不上“地位”）还能剩下多少？强行脱离美国主导的秩序，对英国造成的打击将比对任何国家都更为沉重。
但即便如此疼痛，英国也别无选择。特朗普为吞并格陵兰岛辩护的理由是：丹麦无法防御如此广阔的领土“免受中俄的威胁”。那么，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属南极领地、百慕大，又是否例外？如果特朗普，或者与他观点相似的某一位美国总统，单方面中止对“三叉戟”导弹系统的合作，英国怎么办？
正如一位法国政治家曾指出的那样，将欧洲安全寄托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摇摆选民每四年一次的选择，对欧洲人是不明智的。英国又有什么不同？
英国和加拿大一样，唯有通过与其他中等强国之间的协作来追求主权，成为全球政治中的“第四支力量”——这正是“卡尼主义”的核心。但英国只有通过加强科技自主与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能否像卡尼一样，与中国达成一份协议？虽然斯塔默不太可能请求华为重返英国市场，或者修补自2020年我们禁止华为公司产品所造成的损害， 与北京达成一定程度的合作会是有帮助的。为什么不借助一些中国在高铁或核能发电领域的专业知识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如何指望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当然，与任何一个主要大国之间的交易，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意味着英国会失去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眼下，中国看起来才是对英国来说最为务实的选择，如果英国真的期望实现再工业化。
遗憾的是，英国的政治精英十分畏惧像卡尼那样开展外交。与欧洲的经济融合、对北约和美国的军事依赖，已经让他们连最基本的执政能力都陷入萎缩，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脱欧的主张令他们感到如此恐惧。
正如诞生了博尔顿-瓦特公司的国家如今几乎不再制造任何产品，这个诞生了帕默斯顿勋爵的国家，同样也无法在新兴的全球秩序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这与其说是能力问题，不如说反映出英国主流政界已有超过一代人未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毕竟，他们是在“历史终结”的时代步入政坛的。卡尼承认那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是一个方便的谎言，这将使许多英国同僚们深感惊恐——他们全都收藏着全套的《白宫风云》（West Wing，1999年首播的美剧名，译注。）DVD光碟，虔诚收听着《余者即政治》（The Rest Is Politics）播客，并在大西洋主义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然而，尽管处境岌岌可危且精英阶层不堪重任，英国仍是举足轻重的中等国家。若说有任何国家应当尝试恢复更广泛的西方世界的主权，那非英国莫属。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携手法国与加拿大，共同催生一个超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世界新秩序。
“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帕默斯顿在1848年向下议院阐述英国对欧洲大陆事件的应对时宣告，“我们只有永恒而持久的利益，追随这些利益是我们的责任。”
如今，这句箴言同样适用于那个令英国陷入困境的“英美特殊关系”。若加拿大总理都能认清这一点，为何英国的领导人仍未醒悟？
